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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将19世纪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与威尔斯的小说《第一个到达月球上的人》改编为电影史上第一部科幻片《月球旅行记》。自此，改编文学作品成为影视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在巨大的差异性之外，它们各自又以文字与影像的方式，产生了另一种联结——虚构的另一种现实生活：在这个现实中，是可以重来一次的梦境，是一面集中的镜子，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点燃爱与梦想。这种联结通过文学精神的传递，从文学到影像语言非凡体育登陆，从旁观者到当事人，成为日常生活中一抹最亮丽的华彩。

　　影视剧发展至今，剧本无非两种形式，一种原创，一种改编，这两种形式中，都有良莠不齐的作品。而仔细盘点你会发现，由原著改编而来的剧本；相对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更兼具着灵魂的光芒，更被大众所接受。原著作品最重要的也无非是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文学，一种是网络文学（含类型文学）。

　　我们梳理一下传统文学的影视剧改编，稍做一下回顾会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四世同堂》被搬上荧屏引起万人空巷的轰动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便开始成为影视剧改编的重镇所在。无论是1987年根据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改编的电视剧《家春秋》；抑或是1990年由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成14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以及后来钱钟书先生小说改编的《围城》、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非凡体育、阿城的《孩子王》、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静的《父母爱情》、严歌苓的《归来》（原著《陆犯焉识》），还有不久前已经播出的陈彦作品《装台》、刚刚拍摄完成的梁晓声的《人世间》、正在拍摄的金宇澄的《繁花》……一批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现实主义的时代表达赢得人们的关注和好评，可以说，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占据了影史的半壁江山，并且随着当下越来越好的影视创作环境，正在朝着一个蓬勃且良性的方向发展。

　　而在改编类的剧作中，对文学的倚重，或者说文学精神的体现，二者都对剧本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好的作品，有着文学母本的滋养，本身就成功了一半。而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文学精神参与在剧本中，起码保证了改编剧本的品相。这是许多原创剧本所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文学母本（比如说优秀的小说）本来就经过了一轮读者的检验。

　　如果说电影或电视剧作品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那么文学精神就是这个作品的灵魂，因为灵魂而使得影视作品充满精神，生命力丰沛。文学性是这个作品的根须，深深地扎进了大地。这个大地，就是观众的内心。

　　多年前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就是典型一例。在小说《推拿》中，作者关注到了每一种盲人的命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爱情、亲情、孤独、欺骗、离别，是全人类普遍性的心理困境。人与人之间的处境，正是附着于这样一个个群体的日常生活。电影《推拿》中，改编采用了以沙复明为核心的群像式的描摹，展现了群体内部的欢乐与忧愁、喜悦与悲哀。其中，平实而朴素的旁白更是准确拿捏了原著小说的气质风格与腔调，赋予影片一种纪录片式的质感，与小说中的文学精神殊途同归，使观众在关注这个群体特殊性的同时，感受到心灵深处共通的精神共鸣与情感思考。可以说，文学为影视提供了内在的情感力量，并使其更加深刻。

　　同时，一部文艺作品成功的关键离不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堂吉诃德、于连、保尔·柯察金、老葛朗台、孙悟空、贾宝玉、孔乙己、周萍……这些文学作品中耳熟能详的人物，莫不是把人物的时代沧桑与极具符号化的性格特点巧妙融入故事中，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与影响力。比如在2005年播出的《亮剑》（改编自都梁同名小说），一经播出便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创造了军事题材电视剧中的高收视率，而这与原著小说中饱满的人物性格刻画密不可分。如果说敢于“亮剑”是李云龙的主要性格特征，那么“亮剑”精神则是该剧的灵魂。即使电视剧只改编了原著的前三分之一左右，小说作品中包含李云龙在内的赵刚、楚云飞、“和尚”等仍在观众的内心留下层层波澜，成为当代国产电视剧史上不可不提的经典人物形象塑造。纵观不同年代的优秀改编作品，无论是以《康熙王朝》为代表的历史剧，还是以《暗算》为代表的年代剧；无论是以《我是余欢水》为代表的现实剧，还是以《琅琊榜》为代表的传奇剧，均将文学精神贯穿于剧本始终，以文学特有的关怀抚慰人的内心深处。

　　从影视改编的层面，我们可以说，如何找到既体现文学精神，换言之就是打动观众的一个点，又不照搬照抄，以杜绝剧情乏味。“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是必然结果，因此如何才能改编得更好，成了一个巨大的课题。我们都知道，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读者在阅读中主要感受语言的魅力，在韵味的想象中感受小说的余味，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一种“自觉”行为；在影视中，观众的感官受蒙太奇、对话、配乐、情节等影响，具有唯一性，是一种被“牵引”的艺术。这就需要我们在影视改编中尊重其巨大的差异性，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叙事手法、结构处理上，寻求关于美学与艺术表达的共通点。改编的同时，力求尊重原著，重视其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保留其精华。所谓“原著”既可以是改编之作的灵魂，同时也可能因为改编者的认知、三观、技术手段的不一，反而使得原著成为改编作品的桎梏。

　　有时，当一部改编的作品成果不那么美好，“不符合原著”便会成为最有力的批判武器。但实际上，如果细数那些经典的改编之作我们便不难发现，“完全符合原著”不等于会取得更好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比如，在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中，原著小说用了许多篇幅讲述张翠山与殷素素的故事，影视剧的规律中便会大幅缩减二人的故事，加快张无忌出场的节奏。比如，我们最熟悉的《西游记》，改编版本非常多，但普遍认为最经典的版本当属杨洁执导的1986年版的《西游记》。但实际上，这版电视剧《西游记》只保留了原著中的主干情节和人物关系，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更加光明的处理。比如，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中，高粱是红的，张艺谋在电影中拍成了绿高粱。后来张艺谋解释道，是出于画面的考虑，当高粱红的时候，高粱很难随风摇曳；而高粱还绿的时候，的高粱在镜头下是柔软的，如同女人的身躯。同样，小说《红高粱》中，九儿、余占鳌等人物的抗战行为来源于自觉的生命意识，电视剧版中将这种生命意识上升为家国意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剧本改编中对原著精华部分的保留和放大，是大部分编剧的主观行为。谁也不可能去放大微弱的亚光的部分，谁都愿意把最打动人心的部分精彩、到位地表现出来。

　　所以，我的观点并不是为了说明改编不必遵循原著，而是恰恰表达了一部作品改编成功的关键在于挖掘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而完全照搬的改编是一种对文学作品改编的曲解。纵观那些被人们称为经典的改编影视，无不是把精神共鸣潜移默化地流韵在每一个人物与事件之中，让观众不自觉地感受到热血、信仰、正义的光，感受到情感、人性的复杂与共鸣，通过一个个立体的人物、一件件具体的事件，使观众领略到其作品精神世界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味，而这些正是来自文学对人性与人心的深度观察与探究、考量。作为一名小说家与编剧，我十分期待文学与影视更加互学互鉴，互相浸染，相得益彰，在文字与光影中无尽绵长。

　　第十次作代会是一次盛况空前的文学聚会，文朋云集，百花争妍。而文学观点的交流与碰撞，创作方向、技术的探讨与切磋，这都是为繁荣文学而做的努力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小说和剧本的创作者，祝贺盛会的召开，也愿同行者们在创作上取得巨大丰收。